2020,我们会不会变得更穷(四)

2020-08-10

坊间传闻说,2011年8月落马的江西省政府原副秘书长吴志明被抓时,正与两个情妇在床上激战。双规后,从他身上搜出若干避孕套、壮阳药和两本“快乐日记”。第一本“快乐日记”上记载着吴志明与情妇们的淫乱史。上面记载着136名情妇的简介,情爱次数、地点,感受,满意度。第二本快乐日记上专门保存“快乐见证”,100多位情妇的阴毛粘在内页上,一个情妇占一页。吴志明也给自己定了“奋斗目标”,2015年前,至少睡1000个女人,良家妇女至少要占三分之一。

如果真如坊间传闻,此公可谓恶心和无耻到令人发指,古今中外皆极其罕见。但你说极其罕见嘛,落马官员的情事却总是那样的活色生香。不是还有前开封组织部长收藏300多个女性阴毛准备用来“制作毛笔”之类的特殊癖好吗?相比于民间传闻的绘声绘色,官方版本则要中规中矩得多,“江西省纪委(2011年8月)22日通报,江西省政府原副秘书长吴志明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巨额贿赂;道德败坏,生活腐化。决定给予吴志明开除党籍处分,并建议按程序开除其公职、罢免其南昌市人大代表职务;收缴其违纪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及线索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无独有偶,原中共南昌市委常委、南昌县委书记汤成奇在2011年因严重违纪被立案调查的通告上也用了几乎一致的词句:“现已初步查明,汤成奇在任职期间,以权谋私,收受巨额贿赂;道德败坏,生活腐化。”

类似的例子,多一个不嫌其多,少一个不嫌其少,因此不必例举更多,巨额贿赂、道德败坏、生活腐化 像标签一样,贴在了这些官员的“落马”通告中;像三足鼎立,支撑起了这些腐败官员落马前“只有想不到,没有办不到”的生活方式。

按理说,这是一个中国由权力市场经济向完全市场经济转型的关键时代,这样的时代,应该是思想的时代、头脑的时代、“上半身的时代”。然而,与此形成尖锐对比的是,举凡落马官员,不论权大权小、官厚官薄,却几乎毫无例外地生活在一个“下半身的时代”,灯红酒绿,纸醉金迷,今朝有酒今朝醉,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精神世界极度空虚和物欲世界的极度糜烂,表面上的道貌岸然背地里的醉生梦死,形成典型的官场双面人格。可悲可叹可恨可怜。

在中国这艘重量巨大速度巨快惯性也巨大的大船上,各级官员是船上的掌舵者、乘务员,他们理应比谁都知道自己这艘船将驶向何方。难道那些腐败官员比普通老百姓更没有信心,才会这样“好罐子破摔”似地仿佛过了今天就没有明天?在千军万马挤公务员考试独木桥的今天,各级掌握实权的官员,一个个更是激烈竞争中胜出的人精,他们难道不知道,如此腐败,如此无所顾忌穷奢极欲的结果,或身败,或名裂,就是最终结果,总之不会有什幺好下场。一旦东窗事发,或身败或名裂,不仅无颜见亲人、见江东父老,更有可能直接殃及家人和子孙。然而其中的一些人,仍然那幺乐此不疲,在声色犬马中沉醉、沉迷、沉沦。上帝欲令其灭亡,必先使其疯狂。这是不是一种看不见未来、或者对自己、对未来缺乏信心的末世心态呢?

在发展主义甚至发展大跃进的背景下,我们的官员既掌握着巨大的随时可以变现的权力 并不是这些落马官员自身有多幺不可抗拒的见花摧花的魅力,而实在是他们在位时手中掌握的权力具有巨大的变现能力,可以直接变现为官位、金钱,变现为入职、升官、调动、发财等等的敲门砖和通行证。但与此同时,他们又承受着来自上级和来自群众的双重压力。尤其是那些没有深厚背景的官员,必须靠拼命的实绩来证明自己取悦上级,又难免在大拆大建等发展经济至上的制度惯性中侵犯百姓的利益。钢丝上的舞蹈让他们高度紧张,身心俱疲。也许,他们也看到其中的悖谬之处,但自觉没有改变的能力,于是反而更加随波逐流,并且在放逐、

放纵自我中寻求某种程度的心理解脱和平衡。

《西安晚报》转发《人民论坛》杂志一篇调查报告,调查显示,认为自己是“弱势群体”的党政干部受访者达45.1%;公司白领受访者达57.8%;知识分子(主要为高校、科研、文化机构职员)受访者达55.4%;而网络调查显示,认为自己是“弱势群体”则高达七成。

官员群体近半自称“弱势”,难免让人觉得矫情,但并不能由此否定这部分人在特定情境时的无力感。甚至于某种程度上,他们的焦虑比一般人还要强烈。45.1%的受访党政干部认为自己是“弱势群体”,其“弱势”心态主要来源于以下几方面:一是在激烈的官场竞争、严厉的问责制度和强大的网络监督面前,一些官员成了“惊弓之鸟”,生怕因做错一件事、说错一句话;二是虽然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正在逐步推进,但是在某些地方依然存在论资排辈现象,甚至“潜规则”盛行,很多官员因没有背景,成为官场“弱势群体”;三是公务繁杂,既要有让上级看得见的政绩,又要有能让老百姓满意的民心工程,想要有所作为却困难重重;四是一些贫困地区公务员的工资收入有限,在物价尤其是房价快速上涨的背景下,只能“望房兴叹”。

权力过大背景下的无力感,往往更容易使人陷入疯狂。而官员一旦陷入疯狂、失去底线,等待灭亡的,不仅是他们自己,还有社会。因此,把发展的权力从各级政府和官员手中夺回,还给市场,不仅是在拯救官员,也是在拯救整个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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