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我们会不会变得更穷(三)

2020-08-10

中国经营报在反思大连PX项目时说,东亚国家大都是国家主导型的快速推进工业化发展模式,需要大量投资,所以政府和资本方结成的联盟,很容易把企业员工和民众的利益忽略了。在中国国内,政府和企业的沟通都很畅通,但是二者和民众的沟通都不怎幺畅通。这就是大连PX留给中国社会的反思。

资本在权力的庇护下应该日子过得很舒坦,但吊诡的是,几乎所有的发展中国家都出现底层沦陷和上层逃离并存现象。三联生活周刊曾引用《纽约时报》在报道印度获得板球世界杯冠军的文章中说:印度上层阶级追求的就是让自己远离印度远离印度的人群、灰尘、炎热、贫穷、政治、管理和其他一切显而易见的东西。“上层远离”现象不仅在印度,在很多发展中国家都是一个相当普遍的现象。不仅远离贫穷、混乱,远离日益恶化的水和空气,远离不够宽松、自由、公平的投资环境,也远离趋向恶化和对立的阶层关系,甚至还有一种“祼官现象”或者“祼商现象”全家远离,一人“留守”。

据美国国土安全部公布的移民数据显示,2010年中国共有超过7万人获得美国绿卡,仅次于墨西哥,排名全球第二。过去三十年间,总计有110万中国人获美国绿卡。加拿大公民和移民事务部负责人称,去年中国大陆投资移民该国人数占全部投资移民的62.6%。福布斯中文网一篇题为《中国富人席卷上万亿热钱外逃》的文章称,在不安全感的驱使下,中国的富有人群把移居海外作为自己的人生向往。那些拥有1亿元人民币可投资资产的人群中,有27%已经完成移民,47%正在考虑离开祖国。中国约60%的“高净值人士”,即那些拥有1000万元人民币以上可投资资产的人士,不是在考虑投资移民,就是已经快完成移民手续了。《南方日报》8月17日报道,中国首部华侨华人研究蓝皮书《华侨华人研究报告(2011)》8月15日发布。蓝皮书显示,留学生不愿回国发展,中国富豪移民海外,中国财富流失他国现象已比较严重。1978年至2009年底,中国各类出国留学人员的总数为162.07万人,留学回国人员的总数为49.74万人。蓝皮书指出,改革开放30年以来,移民海外人数恐逾450万,对比当今全世界华侨华人总数为4543万,移民人数稳居世界第一。

中国正面临着“人财两空”的困境。也许有人会说,中国不是一直嫌人口太多吗,多一些人移民海外岂不更好?中国不是嫌货币超发太多吗?移民者带走大量货币有什幺不好?问题是,移民者多属社会精英,而且他们带走的不是货币,是真正的财富他们在竭泽而鱼的发展过程中,将大量社会最宝贵的自然资源和环境破坏了这是社会赖以生存的最重要财富。同时,不讲规则、不守法律、不讲道德和社会责任的发展逻辑,把人间一切美好的规则和人心也都破坏了。这,不也是社会最重要的财富吗?

上层远离和底层沦陷成为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上层在刮地三尺的掠夺性发展中杀鸡取卵式地榨取社会剩余价值,然后快速逃离;下层和子孙后代则被迫陷于自然环境和人心败坏的恶劣环境中苟延残喘。整个社会缺乏凝聚力与社会共识,离心离德,环境破坏、道德沦丧。

,前苏联解体20周年之日,中共中央前总书记胡耀邦之子胡德平在南方报业传媒集团接受了南方日报记者的采访。胡德平先生在提到许多民企老板赚了钱就向外国移民、置业时说,很多民营企业家也表示还是在中国市场赚钱最容易。但是一考虑财产和人身需要,越来越多的人就选择移民海外。这是一个重大的社会问题。发展的环境不利,它就会选择走。(《南方日报》),慕容雪村发了一条腾讯微博:“朋友最近出了点事,跟他谈后有感:把中国全部的法律法规、实施细则和司法解释放在一起,可以装一大车。这一车的法律有什幺用?如果有关部门想办你,每一行字都是利器。如果你想用法律来对对抗有关部门,基本上没鸟用。这位朋友正计划移民,我问为什幺,他思忖片刻,道:他妈的,为了安全。”

为什幺权力庇护下的资本却没有安全感?一考虑到财产和人身需要就要选择移民海外?这是因为政府主导型经济发展条件下,由于政府掌握了太多的资源,使社会必然滑向权力市场经济、权贵资本主义陷阱而无以自拔。制度经济学上“分粥的故事”很多人都熟悉,靠选拔一个道德高尚的人来分粥,众目睽睽之下都难以避免滑向腐败深渊,不受监督而又资源无限的政府权力,以及直接投资经济的裁判员兼运动员双重角色,更难以指望其成为社会公平和正义的守夜者。更何况,官员任期的短暂性使“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的短期行为和政策的多变性更加令人眼花了乱,今天你还是权力的宠儿,明天换一任领导你就有可能成了权力的弃妇!权力之手不断洗牌、翻搅、调戏资本,权力与资本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资本与资本之间、权力与权力之间,既彼此依赖和勾结,又彼此利益冲突甚至敌对。今天此权力是财富的保住伞,明天彼权力就成了财富的敌人。权力还是那个权力,只不过掌管权力者可能换了人。凭借权力,可以一夜之间鸡犬升天;也因为权力的虎视眈眈,你也可能一夜之间从亿万富翁坠入赤贫。

在这种情况下,寄望于事后反腐败是无济于事的。反腐败的逻辑有二:其一,遇到一个铁面无私又完全与案件无利益瓜葛的反腐败团队,将腐败利益集团连根拔起。再让一个新生力量更替原有的腐败力量。它可能使机构获得短暂的新生,但同样无法根除腐败诱惑太大导致新的腐败。其二,是另一个虎视眈眈的新生腐败集团“吾将取而代之”,以此谋求自己集团的腐败机会。这种情形,更不能根除腐败。正因为权力的易逝,有权不用过期作废往往成为国人的生存哲学。也因此,中国没有真正稳固的利益集团,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官商,过往都是为眼前利益暂时集合在一起的乌合之众,人人都是流寇,个个都是饿鬼。所以才会有竭泽而渔杀鸡取卵等短期行为盛行。我走后,哪管洪水滔天。

网易曾经做过一期《中国没有上流社会》的专题,对富人不安全的生存状况有非常到位的描述:

“有钱没势不如穷。自古对于权贵与盗贼而言,富人无疑是有肉猪头,历史上不仅有专门劫富的抄家皇帝,更有打劫富人而流芳千古的草寇。而且,每个新王朝、新政权的产生,其合法性都确立在重新分社会财富的基础上,造反者放粮,篡位者分地。富家用几代人努力积累的财富可在一夜间化为乌有,甚至搭上身家性命。

“中国历史上周期性出现弃田、弃种现象,全由官府课税过重所致;权力豪夺像重大自然灾害一样可怕,无不弄得民不聊生和国亡政息。贵胄有改朝换代之大限,财富有不过三代之宿命;中国难以产生类似欧洲那种比比皆是的世代相袭的家族庄园,显然是官方患富和民间仇富的结果。(归根结底是官家劫富笔者注)

“有恒产者才有恒心,没有安全感无法造就真正上流社会。历代商贾土豪之所以巴结权贵、买官进爵,让子弟读书做官,其目的无非使自己的财富变得更体面而安全,如似今日富商用钱四处打点,弄个代表、劳模和政协之类顶戴,甚至公然跟市长、省长结拜攀亲,其动机一目了然。因为中国自古官僚阶层强大,新贵无法与之分庭抗礼,要保住这点钱财只能与之同流合污,不得不做低头。时间久了,一个想做好人的新贵也就变成了一个不得不做坏人并且自愿做坏人的新贵了。”

诸位看官,这下看清楚了吧?问题的根本矛盾是权力不受制约,对财富予取予夺。为了百分之三百以上的利润,一些权贵资本的劫掠行为已经到了肆无忌惮的地步。他们上抗国法、下坑民众、中间则践踏和破坏一切道德与规则。全家人怀揣外国护照,一见风声不对或者权力失势,立即逃之夭夭,留下一个百孔千疮的大地,和沦陷在水深火热中的底层民众。

权贵资本的劫掠形式多种多样:行政垄断、行政管制、借土地矿山的“集体化国有化”混水摸鱼,等等,不一而足。任其发展,权力和资本只会成为劫掠自然和百姓的掠夺者和“刮地皮的”,剩下满目疮痍的大地和败坏的人心给底层和子孙后代。

杨锦麟先生微博说:某地见某退休高官,他主动谈及权贵资本主义的概念,远比我想象的还要深刻,可见即使在高层,对几乎已具有普遍性意义的权贵资本结合现象,认识是深刻的,也知道任其坐大,影响深远,但老人家长叹了口气说,都明白,都了解,只是力不能及啊!力不能及之语,极具震撼力,至少当时我听了之后,感觉震撼!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青少年爱心大使、新锐作家、社会活动家刘思宇则提到台湾立法委员洪秀柱上大陆微博,感觉受不了:“希望通过微博了解这个社会,只用了两天,就没勇气再看下去。太多太多的事情骇人听闻,太多太多的事情让人悲痛欲绝。这个社会里见不到的仁义礼智信信仰,甚至没有伦理与道德,公平和正义在这里都是愚蠢的行为,无法理解。”

我们受不了也得受,谁叫你生在中国大陆?谁都不行动,只能等着中国这艘船一起沉没。2000年,着名经济学家吴敬链先生呐喊:改革正在过大关。今天的中国,仍然正在过大关。11年过去,这个关隘更明晰了:我们要过权贵资本的大关。权贵资本正在成为改革开放的掘墓人。遏制权贵资本,不能寄望于自上而下的管制,管制越多,权力越大,腐败的空间也越大。况且,权贵资本错综复杂的利益和权力关系,事实上也在消解法律和中央权威,“政令出不了中南海”是也。民众更不能对权贵资本作壁上观,看戏一样看他们在台上你死我活地厮杀!须知,他们的战争,炮灰都是美丽的自然环境和逃无所逃的普通百姓!

普通百姓的个人力量固然不如国家领导人大,但是,群起而为的曝光和媒体运动却能够使黑幕一点点暴露在阳光和监管者的眼皮底下,从而使权贵资本有所畏惧、有所收敛,恶行得到惩罚和遏制。黑暗最怕的不是权力,而是阳光。眼下的中国,迫切需要的就是“扒粪运动”,让阳光和公开化来洗涤污垢和罪恶。

对于当代中国知识精英和财富精英双双退出的两股移民潮,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则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作了阐述,他提到了现代政治经济学家赫希曼(AlbertO.Hirschman)的观点。1970年,赫希曼发表了一部题为《退出、声响和忠贞:响应公司、组织和国度的败落》的作品。在这本作品中,赫希曼议论了公司、组织和国度是如何苍老及其如何制止衰败的几种门道。依据他的研究,组织衰败的首要缘故在于失掉组织成员的“忠实”,即假使组织成员“退出”了组织,那幺组织必定没落。因而万一要阻止组织的苍老,即将保持组织成员对组织的“忠贞”。如何维持组织成员的忠实?两种门道。一是组织为其成员供给中意的效劳,二是准许组织成员发布“声响”,批判组织的不足,从而令组织改善其效劳。但万一组织不能为其成员供给如意的效劳,或许在组织成员不满的情形下不允许发布“声响”,或许在组织成员发布“声响”后效力仍旧得不到改进,假使存留“退出”机制的话,那幺组织成员就会挑选“退出”。一旦抉择了“退出”,那幺组织的败落将变得不可防止。简单说来,眼前展现的知识“退出”潮反映出一个很主要的信号,即人们对“声响”机制的效用丧失了信心(常年对国内教育体制的批评得不到回应和改进),对一些体制失掉了信心,开始抉择“退出”机制,亦即平时人们所说的“用脚投票”。财产的“退出”也有近乎同样的背景。历史上,移民的大多是社会的下层,是贫苦得生活不下去的社会群体。但这一波移民的主体则是(上层)中产阶级。而中产阶级作“退出”的抉择,也同样解释了这个团体对有关现存法度系统正在失掉信赖。一旦发了财,就会被各级权柄者所盯上。一旦被权柄所盯上,再多的财产也是无力抵御的。权柄者时常可以用各种方式把财富拥有者弄得家破人亡。在另外一些情形中,权柄者不作为,过头“亲商”,和资本一体,形成了收入差别过高,社会高度瓦解,结局是仇富心理盛行于一些社会阶层,有产者觉得不安全。两种情形下,财富拥有者也大多会作“退出”的抉择。中国的中产阶层规模原本就不大,随着中产团体挑选“退出”,中国社会的下层集体必定放大。这也是目前中国的一个趋向。随着知识和财富的“退出”,中国的内部变革就会变得越来越艰难。和其他社会一样,知识和财富阶层是中国社会上最有能耐发布“声响”的两个集体,一旦这两个团体抉择“退出”,变革必定缺少动力。在知识和财富“退出”之后,中国还能留下什幺?这个问题好像很容易,那就:愚蠢的权柄和连续的贫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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